民國38年5月11日，美合眾社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上海拍下了一張照片，他給這張照片的備注是”共產黨人朱大同，視死如歸，大笑赴死”。

照片上這個名為朱大同的男人，頭發梳得很整齊，腦門锃亮、鼻子高挺，穿著單件襯衫；他的眼睛瞇成了兩條縫，卻露出了一口白牙。是的，他在笑，他笑得十分坦然，而周圍的人或表情嚴肅或一臉茫然，仿佛并不處于同個情境之中。

這是一張充滿了謎團的歷史照片，包括拍攝者所作的注釋也是撲朔迷離的一部分，人們最好奇的是：照片上的這個他為什么笑？

有人說他笑是慷慨赴義、有人說他笑是恬不知恥、有人說他笑是死得其所……

歷史的真相是一條奔騰的河流，又時在地面流淌，又時在地下涌動，不過它從未在這個世界消失、只是隱沒于眾人的目光以外，繼續完成著歷史賦予它的使命。

朱大同是誰？

朱大同，民國23年叛變投敵、成為中統特務，民國25年致使棗莊早期黨組織創始人郭子化被捕。

民國28年1月在家鄉蕭縣秘密發展特務組織、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年五月發表多篇文章誣蔑中國共產黨、侵蝕抗日民主根據地。

民國30年春親自率兵攻擊蕭東辦事處，同年夏被日軍逮捕后又因向日軍投誠而被釋放，民國38年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以叛國罪處決。

但朱大同的經歷又可以這樣書寫，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已經被逮捕的郭子化在他”疏忽”下巧妙逃脫，1941年被日軍逮捕后逃脫或被”釋放”。

1942年領兵與日本人交戰44次，1949年2月加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策反保安團、警衛師、要塞炮臺部隊迎接解放軍渡江。

1950年頂著”滔天罪名”被新中國上海市政府追認烈士，1981年再次被民政部認定為烈士。

當人們看到第一段描述時，或許和圍觀朱大同臨刑的百姓一樣，對他充滿了鄙夷和唾棄，一個幾次變節投誠的無骨氣叛徒，一個賣國偷生的罪人，雙手沾滿了罪惡，死不足惜。

可第二段描述出來，人們迷惑了，這怎么成了一個忍辱負重的隱蔽戰線戰士，一個奮勇抗日的英雄，在龍潭虎穴中機智周旋，在烈火之中永垂不朽。

疑問涌上眾人的胸口，由此，朱大同的疑點重重的人生經歷就成了一個個問號，怎么一會兒是個叛變者，一會兒是個烈士？一會兒有賣國的嫌疑，一會兒又去領兵抗日？

一會兒說是他投機不成、一會兒說他是投機的不愛國，正是因為愛國。他到底是誰？

然后又望向那張他滿臉燦爛的照片，拍攝于被處決之前，頗有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之風范；再在網上搜索他的名字，乃至今日仍有人爭論他是英雄、十惡不赦的壞人還是投機者。

朱大同的爭議

首先有人對他的烈士身份產生了質疑，是不是1950年信息不足，沒有發現其丑惡行徑，誤判為烈士了？

但1981年的再次認定證明朱大同確實是烈士，不存在信息不對等誤判的情況。那是不是只為了表彰他為1949年的策反活動所做出的的貢獻、不再計較曾經的過失？

想想，一個看似早早叛變又沾滿同志們鮮血的惡人，如果真如此，那兩次評為烈士怎么給犧牲的同志們一個交代和公正？

一個輕易變節、貪生怕死的人，憑什么用烈士這兩個字稱呼？朱大同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評定其為烈士，是承認他后期依舊是地下黨成員的身份、還是表彰他的某個行為，其實兩次烈士身份的評定已經將答案昭知天下。

于是人們開始懷疑，朱大同是否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的英名冊上，答案被找到了，上面明確寫下朱大同”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以往資料中，并未明確指出朱大同參加中國共產黨后從事的是地下活動，反而明確的是他有成為中統特務的經歷。

中統等特務機構向來以陰狠嚴密著稱，不可能容忍一個中共地下黨來到他們當中繼續工作。有人又問，如果是他真的是紅色特工，那為什么沒有郭子化為他公開翻案的資料？

這倒是非常好解釋，地下黨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身份必須保持隱蔽，就算真要放走郭子化，他也可能不會暴露自己潛伏的事實，如果所救的是歹人，變節之后將自己供出，努力都將付之東流。

如此分析后再回看那張就義前的照片，那樣的笑容于當時的不知情者看來是恬不知恥，于今天不熟悉那段歷史的現代人是莫名其妙，但是了解的人怎會不動容。

這樣的笑容并不是獨一份，臺灣隱蔽戰線的地下工作者被處決前，敵人曾想拍下他們狼狽不堪的樣子來宣傳，不想個個都是從容不迫，面帶微笑，這或許就是隱蔽戰線戰士視死如歸的自豪。

因為沒有明確的歷史資料支撐，朱大同的事件仍有許多疑點變成了猜測，需要等待歷史資料的進一步解禁研究，但朱大同是烈士的事實，不可否認。

地下工作者的身份需要經過漫長的歷程才能被確認，這不只是朱大同一人的遭遇，作為隱蔽戰線戰士，他們中的大多數，從選擇革命開始，生死都置之度外，根本就無懼隕后無名的結局。

無名英雄

因為諜戰題材影視作品的盛行，革命年代的地下黨其實并不是一個聞所未聞的群體，但文藝作品在藝術加工后，和歷史原貌始終還是存在差距。

大多數人都以為革命勝利了、好人馬上就可以有好結局，事實上，革命勝利的紅色旗幟，是革命者用鮮血換來的。

因工作性質而特殊的地下工作者，他們的名字要被大張旗鼓地寫在勝利的旗幟上，確實困難重重。

有的人，哪怕革命勝利，還要繼續潛伏在島上的虎穴之中，保護新中國的安全，有的人犧牲了，一旦身份公開，他們親屬后代的安全和平靜生活或許會遭到威脅。

種種原因，導致了這些在黑暗中爭取光明的革命者，陽光一時難以照耀在他們的身上。受文藝作品的影響，人們給這份艱苦的革命任務賦予了很多浪漫色彩，事實并非如此，完成這項工作的困難與痛苦是人的想象難以抵達的。

地下工作者們需要深入龍潭、在危險重重的敵人心臟附近工作，才能獲得最有重要的情報。

他們要扮演心中所厭惡痛恨的敵人的一員，穿著敵人的制服、喊著敵人的口號，他們要躲過中統、軍統多疑狡詐的目光，還要安全把獲得的情報送到聯系人手上。

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紕漏，不止他們自己、親屬和師友皆遭大禍。

更為困難的是，為了保證隱蔽戰線戰士的安全，其工作組織形式基本采用的是單線聯系，這是用血流成河的慘痛教訓換來的經驗。

早期出現過一些品性不堅的變節者，各個地區的地下黨組織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嚴重的幾乎癱瘓、承受的是滅頂之災。

49年前后，為了完成國家統一大業，1500余干部入臺，可因叛徒出賣，1100余隱蔽戰線先烈被公審處決。但單線聯系的不利之處是，一旦聯系的任一端被切斷，隱蔽戰線戰士的身份將難以證明，他們中的許多人，驚心動魄的革命事業一生也不會被人得知。

敵人的手段是極其殘暴的，他們”寧可錯殺也不放過”，每一次執行任務，每一個人都是死士，哪怕能劫后重生，有時迎接他們的不是榮譽和獎章，而是百口莫辯的罵名，是死無對證的含冤而終。

如今，許多秘密文件解禁，一些含冤的地下工作者同志得以平冤昭雪，卻也有不少革命者，哪怕是經過辟謠、他們的名字已經被評定為烈士。

謠言依舊甚囂塵上，被別有用心之人用春秋筆法抹殺他們的功績、誣蔑他們的英名；其實許多謠言是不堪一擊的。

不可思議的是，總會有人盲目聽從，不去了解、不去認識，或是對教科書、對正史嗤之以鼻，轉去對一些野史杜撰崇拜盲從。

歷史在他們那里，不過是打發閑暇的、非常無趣的通俗小說，那些為革命壯烈犧牲的人，在他們眼中，也成了投機者和陰謀家，這暴露了現代人對于我們自己的歷史是冷漠的。

沒有白流的血，只有悲哀的人，悲哀的不是奮勇的英雄，他們給了無數的后人一個光明的未來，豈曰無名？

山河即名；悲哀的是那些不記得的人，他們不知來路，自然也將困苦于去處，光明始終在等待他們，而他們自己背離了。

沒有任何人可以成為歷史冷漠的旁觀者，每個人都是匯成這條奔騰江河的水滴，選擇蒙住雙眼不去目睹它的真容，遺忘了源頭的先輩，將難尋自己的流向。

撥開混沌的迷霧，執一支公正的筆，是對先輩、對自己的負責，也是給后人留下一片真相的陰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