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普及的過程并不順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開始廣泛傳播，是公安機關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作品。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但該文久禁不絕。

長期致力于“文革”文學研究的中央戲劇學院的楊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還有青少年在抄寫、閱讀《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間廣泛傳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專家，2001年，在他與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書中，周勍率先以尋訪的形式采訪了十幾位手抄本收藏者(僅刊出三篇)，并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對文革手抄本的一次與表達》文章。

周勍對一位“某木先生”的訪問中，“某木先生”講述了他的抄書經歷，可見當時的手抄本的傳抄情景：

“當時抄書是非常隱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幾頁，我分幾頁，然后再加上復寫紙，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來往一塊拼一下，然后再訂一訂，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來字跡都完全不一樣。”

“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墳包，我們就到小墳包上去抄，那兒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愛做這類事兒，女生多打掩護，幫著抄筆記，沒有被老師抓住過。要是抓住就不得了，這都是些封資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難補助。”

手抄本的傳抄，在當時也有著一定的風險。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學為此而付出代價：

“我有一個同學，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兇猛地追求他自己的親姐姐，他姐是哭著把他送進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頓毒打之后，被放了出來，他當晚就把刀捅進了姐姐的肚子。

“他被槍斃前，在學校操場開了公審大會，我們平生第一次目睹這種肅殺恐怖的場面。公安和民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高音喇叭里聲色俱厲地宣讀著罪行，而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在驚悸地傾聽。”

很多年以后，朱大可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位同學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細搜尋著班級的位置，然后沖我們放肆地一樂，露出了黃黃的牙齒。

在當時，學校針對《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傳有三不準，即：不準看、不準抄、不準傳；立即報告老師。

在李公明的記憶里，1974年前后，還發生了一起轟動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為傳抄《少女之心》被判處了死刑。

周勍為此查閱了一些記載文獻，在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1982年(此類案例集中發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區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寧市公安局青少辦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賈姓女青年因為從朋友那里借來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獲至寶，朋友索要時，她以丟了為借口拒還，整天翻閱，并開始尋找男流氓。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對形形色色的案件》一書中，有關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實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連篇累牘，特別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書的背后》更顯離奇。

文中寫一個名叫李軍的現役軍人，整天抱著一個用《大眾電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癡似呆，先是跟蹤少女進女廁所，近而在公共汽車上耍流氓，接著竟將戰友來部隊探親的女友先奸后殺，最后被執行了死刑。

看過十幾個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認為，雖然《少女之心》在傳抄的過程中不斷加入抄寫者的個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體無論是性行為的敘述語言，還是細節描寫，都沒有超出《赤腳醫生手冊》中有關生理衛生部分的介紹性白描文字的范疇。

“當時民間所流傳的和《少女之心》有關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認罪格式’所致。我發現監獄里占絕對多數的罪犯們的‘認罪’或者‘懺悔’材料，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簡述犯罪過程、深挖犯罪根源、無限上綱上線的自我作踐，然后再痛下決心迎頭趕上之類的套話，因閱讀《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動機時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原因，因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

周勍并不認同把社會的性犯罪都歸結為一本書，文學文本應該沒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這樣，在能夠更容易找到性讀物的今天，強奸罪的案發事件顯然應該更多，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4.作者到底是誰，一直就沒有人清楚

因為在民間的不斷傳抄，在情節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動，甚至每個人讀到版本會相差甚遠。

“比較十幾個版本，有著很明顯的時代印記，我記得當時80年代流行的襯衫也出現在主人公曼娜的衣著描述上。”

在書名上更是多種多樣，周勍讀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外，還有《梅茹回憶錄》、《我和我的表哥》，不過，有些版本沒有寫書名，或者直接加上一個書套。

在2004年，曾經傳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從丹麥女記者葉鳳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個版本，關于這本《少女之心》的來歷，書中介紹說是署名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時所交待的材料，后來被傳抄出來，最后被定名為《少女之心》，后來成了“文革”時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過一個電話，稱他有一個親戚是山東一個檢察院的干部，辦過這個案子。

“當時接到這個電話，我很興奮，《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個謎，我當時和白士弘極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趕緊再和對方聯系，但是他提供不了這個資料，我說我可以馬上趕往山東，見那個檢察官，他后來就不和我聯系了。”

不過，朱大可卻認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認罪書”，“從我的幾十年的文學研究經驗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還是有一定的文學性。”

“就這本書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級的色情文學，直截了當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當中，它有一個叛逆的進步性，它是對意識形態的消解和叛逆，也是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反叛，對禁錮的社會的一個挑戰。”

摩羅曾經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寫序，“當時摩羅、余杰風頭正盛，白士弘通過朋友就找到了摩羅，希望他能寫序，在當時，摩羅的序能夠直接地拉動銷量。”周勍告訴記者。

在序言中，摩羅高度稱贊《少女之心》，認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謂黃色，而在表現性禁忌造成的荒謬以及給民眾帶來的精神傷害和人性扭曲。

摩羅還因此猜測作者很可能具有豐富的人文主義文化資源，就像張中曉、黃翔、趙一凡、北島等人一樣，是當時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

“這篇序在當時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議，很多人認為對一部黃色小說評價過高，不靠譜。在《少女之心》的評價上，呈現出兩極化的狀況。”

但是，作者是誰，她為什么寫這本書，對于雙方而言仍然是一個頗為好奇的謎團。“如果當初我們找到了作者，也許是好事，也許未必是。”

周勍讀過《第二次握手》的兩個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萬字，但是張揚后來擴充到了幾十萬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還在，我不知道她會怎么擴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觀眾的興趣已經不會太大，性的曖昧已經逐漸消除，我們甚至每天都能夠在電視上見到裸露著身體的廣告，以及無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本文摘編整理自網上，感謝原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