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金（資深金融從業者）

一些城市為什么使出最嚴的房貸政策，房價仍逆勢上揚？為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國家出臺了諸多扶持政策，為什么還有小微企業覺得融資難？這些社會熱點問題，都在不同程度與貸款用途違規問題相關。

第一，弱化宏觀政策效果。新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經濟治理難點：房地產市場調控和小微企業融資，都與貸款用途違規問題有很大關系。國家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貨幣信貸政策，通過調控進入房地產市場的信貸資金規模、利率水平，以影響供需和房價；然而，由于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市的“閘門”始終難關緊，導致一些城市出臺的信貸調控政策收效甚微。再說小微企業融資問題，這也是個很奇特的問題，從宏觀數據來看，銀行投向小微企業的貸款一直都保持較高增速、遠高于貸款平均增幅和GDP增幅，但微觀層面，仍有不少的小微企業反映“融資難”；這其中就有貸款用途違規的問題，部分小微企業獲得了信貸支持，但實際并沒有將信貸資金用于小微企業的經營，轉而投向了房地產市場、股市等其他國家限制進入的領域，擠占了信貸資源，自然影響到一些條件相對較差的小微企業獲得信貸支持，從而導致“宏觀數據”與“微觀實際”出現較大反差。而如果真能把貸款用途違規問題管住，那么不論是房地產市場調控，還是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以及其他與信貸投放相關的社會經濟問題，解決起來應當都會順暢得多。有觀察發現，由于貸款用途違規問題在作祟，房地產貸款管控越嚴格的時期，消費貸款及小微企業貸款的增長越快。

第二，干擾社會經濟秩序。一種是直接的干擾，有的公職人員將獲得的消費貸款，用于投資經營或高利轉貸，既違反了貸款規定，也違反了《公務員法》的相關規定，這其中不乏以權謀利的問題；有的企業或個人，濫用國家的政策扶持，將以優惠條件獲得的政策性貸款，不是用在政策規定的生產經營性用途上，而是用于其他政策規定不允許的用途，有的借款人將獲得的財政貼息貸款用于購買銀行理財，也有的借款人將政府擔保基金擔保的小微企業貸款用于房地產開發，而一些真正需要的扶持對象卻可能無法獲得。諸如這些貸款用途違規問題，對社會經濟秩序所造成的干擾是顯而易見的。另一種是間接的干擾，由于貸款用途違規問題層出不窮，反過來也干擾了銀行貸款業務的正常開展。為了管控貸款用途違規，監管部門對銀行在貸款用途管理上的要求越來越嚴，相應的銀行對借款人在貸款用途方面的要求也越嚴，整體上降低了銀行貸款業務辦理的效率，也增加了銀行和客戶的辦貸成本，甚至也完全可能導致一些真正需要貸款的企業或個人無法獲取貸款，只因為無法提供規范、充分的貸款用途佐證資料；不過，即使犧牲了效率和成本，貸款用途管理還是有不少流于形式，一些表面上用途合規的貸款，實際卻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第三，加劇銀行經營風險。石麗娟、趙永君（2008）指出貸款被改變貸款用途后形成的風險和損失屢見不鮮。一是信用風險。貸款用途違規是致使銀行信用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貸款用途違規的主要種類：極少數借款人將貸款用于賭博、非法集資等非法的領域，其高風險自不用說；還有部分借款人將貸款用于國家禁止的領域，如：證券、期貨等，若貸款進入這些高風險領域，也很容易導致貸款逾期或損失；也有借款人將貸款用于國家限制信貸資金進入的領域，如房地產市場、“兩高一剩”等，這些產業極易受國家政策調控的影響，給銀行貸款帶來信用風險。二是合規風險。當前銀行由于貸款用途違規受到監管處罰可以說有一定的普遍性，大部分機構接受監管檢查后，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貸款用途違規問題，也給銀行帶來較普遍的合規風險；這當然有銀行自身的原因，但也有自身無法克服的外部原因。三是法律風險。一些保證貸款出現風險，銀行訴訟到法院后，若貸款存在用途違規問題，貸款保證人往往以此作為免責的抗辯理由；至于是否免責，法院一般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不一概而論，但對銀行來說無疑增加了貸款擔保失效的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