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文指出，不良貸款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隱性風險的顯性化。綜合考慮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后，這并不一定代表資產質量惡化。

他表示，本輪不良貸款率上升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嚴監管環境下，不良貸款確認標準明顯趨嚴。近期，監管部門敦促銀行利用當前撥備充足的有利條件，做實貸款分類，真實反映信用風險。受此影響，之前未被確認為不良貸款的逾期90天以上貸款被確認為不良貸款，導致不良貸款加速暴露，這類不良貸款的增加并不意味著資產質量惡化。

二是企業去杠桿，不良貸款及時暴露。我國企業部門杠桿率居全球主要經濟體首位，存在大量的過度負債企業甚至“僵尸企業”，必須推動企業部門去杠桿。去杠桿過程中伴隨著企業債務違約風險的增加。

初步估算，上半年廣義企業部門信貸增速已下降至7%左右。增量流動性的減少會導致部分過度負債企業難以借新還舊、以貸養息，從而出現違約，帶來不良貸款的增加。這類增加也主要是存量風險的顯性化和及時暴露，從算總賬(即綜合考慮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后)的角度看，也不一定代表資產質量惡化。

對于銀行金融風險問題，趙昌文坦言，未來，銀行業風險仍將處于可控水平。不過需要滿足幾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從國際經驗看，系統性金融風險通常與經濟過度房地產化相關;二是宏觀杠桿率得到穩定，一定程度上講，金融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三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取得成效，金融風險狀況就是實體經濟經營狀況的鏡像反映。

趙昌文：近期，部分中小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商業銀行整體不良貸款率也有明顯上升。二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86%，較上季末提高0.12個百分點。這表明，顯性風險意義上的銀行業風險的確在上升。

不良貸款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隱性風險的顯性化。綜合考慮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后，這并不一定代表資產質量惡化。

具體而言，本輪不良貸款率上升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嚴監管環境下，不良貸款確認標準明顯趨嚴。近期，監管部門敦促銀行利用當前撥備充足的有利條件，做實貸款分類，真實反映信用風險。受此影響，之前未被確認為不良貸款的逾期90天以上貸款被確認為不良貸款，導致不良貸款加速暴露，這類不良貸款的增加并不意味著資產質量惡化。二是企業去杠桿，不良貸款及時暴露。我國企業部門杠桿率居全球主要經濟體首位，存在大量的過度負債企業甚至“僵尸企業”，必須推動企業部門去杠桿。去杠桿過程中伴隨著企業債務違約風險的增加。初步估算，上半年廣義企業部門信貸增速已下降至7%左右。增量流動性的減少會導致部分過度負債企業難以借新還舊、以貸養息，從而出現違約，帶來不良貸款的增加。這類增加也主要是存量風險的顯性化和及時暴露，從算總賬(即綜合考慮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后)的角度看，也不一定代表資產質量惡化。

趙昌文：總體來看，銀行業風險仍然可控。風險應對能力是決定風險是否可控的關鍵因素，而我國銀行業風險應對能力在不斷提升。一方面，金融風險防控的主動性、前瞻性明顯提升。嚴格不良貸款確認標準、堅定推動企業部門去杠桿，是防控金融風險中主動防范、及時處置、敢于“亮劍”、敢于“揭開蓋子”的體現，是“同風險賽跑”意識顯著增強的體現。同時，風險的及時暴露，有利于避免債務進一步積壓和風險的進一步累積，以時間換空間，給風險防控更大的騰挪空間。另一方面，從盈利情況、貸款損失準備等指標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抵補能力仍然較強。

未來，銀行業風險仍將處于可控水平。不過需要滿足幾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從國際經驗看，系統性金融風險通常與經濟過度房地產化相關;二是宏觀杠桿率得到穩定，一定程度上講，金融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三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取得成效，金融風險狀況就是實體經濟經營狀況的鏡像反映。

趙昌文：實體企業特別是大型實體企業違約和破產事件增多，可能給金融監管帶來四方面的提示。一是要堅持強監管、去杠桿的方向不動搖。分析典型違約事件可以發現，破產或違約的實體企業具有三個典型特征，即過度負債、多頭舉債和多元化過度投資。基于對癥下藥的視角，就需要堅持強監管、去杠桿，避免提供過度負債、多頭舉債和過度投資的貨幣金融環境。二是要建立健全風險監測預警機制，做到風險早發現、早識別、早處置。違約事件的爆發，動輒帶來上百億元的債務風險。如此巨大的債務風險，在其累積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測、預警和及時干預機制。這對監管部門提出了補齊監管短板、推動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完善、加強與地方政府合作等要求。三是債務風險處置能力亟待增強。從全社會角度看，債務風險處置絕不止步于不良貸款的轉讓、清收與核銷，而是要實現存量重組、增量優化和動能轉換。目前，債務風險處置還面臨不少障礙，這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統籌協調，為債務處置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四是要對防風險導向下金融機構過度風險規避行為，特別是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的“不敢為”“不能為”“不愿為”行為作出針對性的應對。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上述因素。一方面，避免將服務實體經濟單純理解為增加融資。離開了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在過度負債、金融風險防控壓力大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就是服務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只有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在提高實體經濟質效中更好地防范風險。要針對防風險、嚴監管背景下金融機構的個體理性但集體非理性的過度風險規避行為，通過推動金融業智能化轉型，完善激勵約束機制，特別是健全盡職免責機制，破除“不敢為”“不能為”“不愿為”的制度性、結構性和技術性障礙，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趙昌文：未來一段時間，嚴監管政策不會有大的調整，優化監管政策的著力點在于進一步完善風險處置及激勵金融機構可持續地服務實體經濟的政策體系。

趙昌文：當下金融發展的確處于一個調整期。其基本背景是金融主要矛盾的變化，即由總量意義上的發展不足轉變為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與實體經濟和人民群眾高質量金融服務需要之間的矛盾。調整期的方向是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可以看到，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擴張速度已經大幅下降。6月末，其他存款性公司(銀行)資產增速已下滑至6.9%。

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監管和金融機構都需要做出適應性調整。其中，監管部門要樹立“監管姓監”的理念，回歸監管本源，推動金融改革深化和政策完善，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金融機構要總結經驗教訓，從制度完善、金融科技應用、商業模式創新等方面著力，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