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史上，有許多人的生可能都會為人們所稱贊歌頌，但只有兩個人的死會讓所有人扼腕嘆息至今。他們一個是被釘死在耶路撒冷十字架上的耶穌，另一個就是自愿喝下毒酒赴死的蘇格拉底。

耶穌是為世人贖罪的圣賢，他是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思想為底色的文化標識。而蘇格拉底則是為追求真理而獻生的人，他是西方哲學世界的象征。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沒有一個人的影響力能與蘇格拉底比肩。

我們對蘇格拉底熟悉而陌生。他是希臘哲學的創始人之一，桃李滿天下，柏拉圖、色諾芬都是他的學生，而亞里士多德是他學生的學生。

他相當于西方的孔丘，不僅是因為他們都開創了新的時代，還因為他們都一樣沒留下任何作品，他們的思想都是通過弟子記載下來的。

他改變了哲學的焦點問題，將人們的關注點由解釋世界轉向解釋人類，即“認識你自己”。正如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所說，蘇格拉底是“把哲學從天上拉下來，將她置于人類的城市，將她帶到人們的家里，并迫使她問及有關生命和道德以及善惡問題的第一人”。

他還創造了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產婆術”，為現代的啟發式教學奠定了基礎。

……

當然，蘇格拉底最為出名也最讓人心生疑惑的還是他的死亡。“我去死，你們去生。我們所去的哪個更好，誰也不知道——除非神”是蘇格拉底面臨死亡宣判時說出的千古名言。

我們每次提起蘇格拉底之死，都有這樣一個認識：蘇格拉底當時是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進新神”和“腐蝕青年思想”三個罪名判處死刑的，而且蘇格拉底曾經有過逃亡的機會，但是他仍然義無反顧地選擇接受判決、自盡而死。

因為，他內心堅信，如果按照學生的意愿選擇逃亡，將會違背自己一生信奉的哲學觀念，并將進一步損害雅典法律的權威。

所以，后世對這件事情有兩個

一、蘇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度，更準確地說，是死于陪審制。

二、蘇格拉底寧愿死亡也要維護雅典法制的尊嚴。這一結論被后世實證主義法學用來論證“惡法亦法”的觀點——即便是惡法也應該受到民眾的尊重和自覺的維護。

但是，蘇格拉底真的是死于雅典陪審制嗎？蘇格拉底真的是為了維護雅典法律的權威，才選擇自殺而不是逃亡的嗎？

審判制度：定罪與量刑程序相分離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蘇格拉底真的死于雅典陪審制嗎？

要想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了解雅典司法制度中的定罪與量刑程序的關系。

當年的雅典陪審制實行的是定罪量刑程序分離的審判制度。也就是說，要想給蘇格拉底判處死刑，雅典人必須要先進行定罪投票，只有在確定被告人有罪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量刑投票，兩次投票都要過半數才可以判處一個人死刑。

這種定罪量刑程序分離的意義十分重大。如果定罪和量刑程序是合二為一的，這就會導致量刑反制定罪的現象發生，也就是以量刑結果為導向回頭尋找合適的罪名，這樣就嚴重違背了司法的規律，產生“欲加之刑，何患無罪”的司法亂象。

而且，如果定罪和量刑程序合二為一，也會導致沒有辦法進行真正的量刑辯論。因為被告方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定罪問題的論證上，而無法在定罪問題尚無結論的時候，花費更多精力在量刑辯論上。在有限的庭審時限內，律師必須在無罪辯護和量刑辯護中進行選擇，否則就會自相矛盾。

但是雅典在那個時代就實現了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離，被告完全可以在定罪階段盡百分之百的努力進行無罪辯解，等到定罪結論作出后，再集中精力為自己進行量刑的辯護，在兩個階段都可以無所顧忌、充分展開辯護，從而有效避免了兩個程序合二為一帶來的自相矛盾的尷尬。分析到這里，你還能說它的司法制度就真的那么落后嗎？

審理程序：投票表決規則

那么，當時審理蘇格拉底的500名陪審員中，究竟有多少人投票支持他無罪呢？

220人。

是不是非常意外？這500人的陪審團，并沒有像我們想的一樣，是政府的打手或者爪牙，他們完全可以不買賬，而奉行獨立裁判的原則裁斷案件。你看，在雅典時期，控告與陪審就是有效分離的，政府想要給誰定罪，還要先經過陪審這一關。

實際上，這種方式特別有利于被告人。比如，英國在很早的時候就實行了陪審制。當年因為社會治安狀況惡劣，所以重刑主義傾向十分嚴重，即便是盜竊幾便士的輕微盜竊犯罪人，也要被判處死刑。

但是，由于英國的司法制度實行的也是定罪與量刑程序的分離：先由陪審團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再由法官決定他應該被判處何種刑罰。這樣一來，一旦輕微盜竊的行為被認定為盜竊，后面的量刑結果就肯定是死刑，這樣的罪刑關系顯然太過嚴厲。

陪審團也覺得這樣量刑太過分了，所以，為了不讓小偷被判死刑，干脆都把輕微盜竊的行為都宣判為無罪。你看，這樣一來，程序法上的科學設置就實際上緩解了實體法上嚴苛的罪刑關系。

所以，如果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某種程度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因為陪審團完全可以為了避免對被告人處以重刑，而不給他定罪。所以，雅典實行的分離制度其實是對蘇格拉底非常有利的。

可是，蘇格拉底是怎么想的？當他聽到有220個陪審員認為他無罪之后，竟然有些意外，甚至還有點失望。蘇格拉底有個學生叫色諾芬，他說蘇格拉底的本意是想在法庭上激怒陪審團給他定罪。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仍然有這么多人覺得他是被冤枉的。你說蘇格拉底的死能歸咎于雅典的陪審制度嗎？當然不能。

當時的投票表決規則，其實對蘇格拉底也是非常有利的。

500人的陪審團，票數差距是60票，如果蘇格拉底真心想說服陪審團，以他的口才，只需要改變30個人的想法就足夠了，而這對他其實并非什么難事。但是他選擇了放棄，反而一心求死。

根據歷史資料記載，蘇格拉底當時內心一直有一個聲音：現在死了反而好，免得將來為老年疾病所困。所以你看，在一個有利于被告人的表決規則的影響下，蘇格拉底放棄了這樣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他的死，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雅典陪審制度。

其實，即便他定罪階段的機會喪失了，蘇格拉底也未必一定要面對死刑的命運。

雅典歷史上，有很多人是被起訴以后潛逃，讓司法機關抓不到的，普羅泰戈拉就是這樣。還有一種方法就是選擇主動自我流放。

根據當時的雅典法律，只要別人告你死罪，不管你事實上是否有罪，都可以主動請求把自己流放，就可以不用進入審判階段，更不會被執行死刑，期滿之后回來還可以繼續競選公職。但是蘇格拉底也沒有利用這一制度，而是直接進入了量刑階段。

審理程序：量刑辯論制度

按照雅典的陪審制度，即便被告人激怒了陪審團被定罪，也并不一定會得到死刑判決，因為量刑階段仍然有保護被告人的第三道防火墻。具體的操作步驟是：控方和辯方有權各自提供一種量刑方案，然后由陪審團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但是陪審團不能在此之外作出第三種判決，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選擇。

在這樣的制度設置下，蘇格拉底在量刑階段的論證義務其實非常之輕。他只須說服陪審團，使其確證控方要求的死刑判決過重，陪審團就必須選擇辯方提出的量刑建議。所以，蘇格拉底只須在這些不同意定罪的220個人之外再拉到30個人認為死刑判決過重就大功告成了。想想看，對蘇格拉底而言，這是不是極其容易就能達成的目標？但最后蘇格拉底還是被憤怒的陪審團判處了死刑，可以說，這完全是他自己一心求死的結果。

蘇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作為辯方，他不愿意提出任何一種刑罰。他的邏輯是，只要他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哪怕很輕，都等于承認自己犯罪。要么被判死刑，要么無罪釋放，在這兩者之間沒有中間地帶。這樣一來，陪審團即便認為死刑判決過重，但苦于沒有第二種選擇，只能陷入一種尷尬。

不僅如此，蘇格拉底還不斷刺激陪審團。他居然建議陪審團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他刑滿釋放之后，在他的余生之中，每天都要在市政廳為他供食。于是陪審團終于被徹底激怒了，即便那些本來同情他的人也臨陣倒戈。

蘇格拉底好像自己也覺得有點過分，于是，他就提出了一個罰金的建議，不過這也有點故意挑釁的味道。因為他建議的罰金數額居然是：1邁那。

最后只剩一個機會了。在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以后，雅典正在進行一年一度的祭祀神明的活動，所以死刑執行就要延期。就在這個空當里，出現了我們非常熟悉的那個歷史上的故事。一群蘇格拉底的朋友、學生前來看他，不斷地勸他抓緊機會出逃，甚至已經幫他準備好了資金，規劃好了出逃路線，但這最后一個機會，蘇格拉底也放棄了。

最后的結果，已經可想而知。在量刑階段，同意判死刑的陪審員有360人，不同意判死刑的140人。也就是說認為他不但有罪，還認為他應該被處死的人數在蘇格拉底的幾番操作后，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人。

講到這里，你大概已經有了答案：蘇格拉底到底是被雅典的陪審制度害死的，還是他自己一心求死。所以，蘇格拉底的死不能簡單地歸結于雅典的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

一心求死的原因

那么，蘇格拉底又為什么要一心求死呢？蘇格拉底出生在雅典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的雅典實行民主制，用抽簽的方式選擇領導人。而蘇格拉底痛恨讓那些沒有知識的人登上領導的席位的雅典的民主體制，他堅決主張必須要讓具備相關知識的人做相關的事情。這個道理，就像必須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才能做法官，必須考取駕照才能開車一樣天經地義。

正因如此，蘇格拉底當年就立志要拯救這個被無知統治的城邦。討厭民主，就是因為某些領導人沒有知識，沒有學問。因此蘇格拉底學習他母親助產士的職業，幫助別人催促知識的降臨，終身宣講知識的重要性。

蘇格拉底在與不學無術但又想做領導人的堂弟對話結束時提出了對堂弟的希望，當然也是對所有雅典青年的希望:“如果你真想在城邦獲得盛名，并受到人們的贊揚，就應當努力學習，為了想要做的事情求得最廣泛的知識。”

蘇格拉底當時這種讓有知識的人擔任領導的思想，和雅典當時整個制度的基礎，即抽簽這種民主方式產生了嚴重的沖突，等于嚴重動搖了雅典政治的正當性基礎。所以才會出現政府對他的三項指控。

如果蘇格拉底用自己的口才贏得無罪判決，最后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呢？

如果他贏得這個官司，就是他所蔑視的雅典民主的勝利，因為這個體制并沒有迫害這個城邦的英雄人物。所以他要不斷挑釁陪審團，以死證明雅典民主是錯誤的，而無罪釋放只會證明他反對的東西的正確性。

那么，蘇格拉底飲下毒酒還是不是為了維護雅典法制的尊嚴呢？

蘇格拉底并沒有這個想法。恰恰相反，他正是要用死來揭露雅典法制的野蠻和無知。他根本不是為了遵守雅典的惡法，而恰恰是為了挑戰這個惡法，讓雅典難堪。以言論自由聞名的雅典居然對一個只有言論而沒有任何行為的哲學家起訴和處死，你能說雅典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嗎？當然不能，這會是雅典將來永遠的污點。

我們應該按照上面的方式來理解蘇格拉底的死亡，才算對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審判建立了一個可能更接近歷史真實的認識。

臨死之前，蘇格拉底對學生克利托留下了對這個世界的最后一句囑托：“克利托，我們曾借過克雷皮烏斯一只公雞，不要忘記付錢給他。”

即便在臨終之際，蘇格拉底也不想欠這個世界任何東西。他欠這個世界的東西已經委托別人償還，但是，這個世界欠他的誤讀和曲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