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武漢新洲區潘塘街道熊店村“偷瓜”事件上了熱搜

諸多媒體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很多自媒體評論人對此發表了一邊倒的看法。

現在，似乎熱點已經過去（我并不喜歡追逐流量，事件當晚寫的，現在發出來），

從我的學科視角和田野工作經驗來分析一下，

總體定性一下：

本質上這是城市工商資本進入鄉村場域的一次稀松平常地、非融洽地、莽撞乃至倉促地商業投資失敗事件；

那么，為什么會成為熱點呢？

①人口快速老齡化背景下，社會整體養老壓力劇增、對農村老人形象內生性排斥；

②經濟下行趨勢下，青年創業前景堪憂、就業壓力爆發產生了強代入感和共情心理；

③已然具有現代化特性的社會人群（尤其是青年群體）直面，農村地區仿佛法律失效與道德失序的訝異與驚詫——都2022了，還有這種事（轉引高贊評論）；

④最終熱愛鄉村，返鄉帶動村民致富的良善人設與女性創業者性別符號、角色及委屈形象引爆了該事件。

我會逐條分析上面的結論。信息資料來源于網絡和咨詢當地村民

先說一下，其實這個事很好解決，說來你們不信，為避免成為專家，解決建議我就不說了。

第一條，城市工商資本進入鄉村的基本定性：

從資金來源，一部分是經商積累，大部分是工商金融貸款（余女士自述投資了100萬，其中60萬為貸款），還有部分是其他性質借貸！

報道和視頻的中千畝南瓜地，其實為600畝，由余女士接手，其余四百畝是同村大叔承包種水稻，

（為何強調千畝呢，在湖北當地農業政策中，這種混合種植+銷售的新型農業基地申報和補貼的起步標準就在1000畝，大致可以理解為種糧大戶或家庭農場的申報標準，只是這個需要時間，不是過來就有的，需要經過申報程序和考核，避免騙補貼的情況出現）。

通過視頻和查閱資料，我發現于女士承包的土地沒有小農水項目建設的經歷（后來咨詢當地村民，發現分散的數塊土地根本就沒有農田水利設施），也就是說這些被拋荒的田地（她自述）并沒有較好的灌溉條件。

前一階段高溫干旱影響了初期收獲（尤其是高溫暴曬），這也是為何余女士的新視頻是政府幫扶澆水的原因（當地政府的首要幫助是請灑水車幫助澆地，隨后才是安裝監控和警示牌，該視頻她已刪除）。

其次，夏季以降，武漢長期高溫，晝夜溫差小，高溫生雄花，低溫長雌花，只有雄花而無雌花，自然后期結瓜更少。（事實上南瓜在立秋后才開始大量結瓜，這是常識。）當地村民視頻中說沒有瓜也印證了這點。

余女士崩潰的主要原因就在此，受極端天氣和基礎設施影響，后面南瓜產量和收入有不好的預期（在她拍視頻時期），前期南瓜收獲只有7萬，難以繼續保證資金鏈，在此壓力下，余女士陷入困境。

第二條，之所以提及老齡化和社會養老壓力，這是由評論區得出的。

諸如“扣他們退休金，讓她們兒女領回去坐牢，甚至于壞人變老了、老不死”之類的。

這些語言符號是社會整體生存壓力下的養老無力的表征。

以至于抖音能看到的老年人視頻都充斥著類似的聲音：

最好的就是“年紀大了，老實待著別惹事”。

武漢“糖水爺爺”這種正面形象也被網暴就是例證。

緣何？這些改革開放的主力，城市建設與發展的最早和最艱難的一批人，拉扯我們長大的長輩、“頂梁柱”突然成為家庭的壓力、負擔和社會的累贅了呢？

經濟新常態下，受疫情影響青年創業前景不佳，就業和生存壓力劇增可能是一個原因。

面對惡劣環境，我們青年人可以躺平、不生，但父母無法不老啊！

對于豐產期畝產3000-3500斤南瓜所面臨的百斤消耗（物流運輸損耗都比這多，干過物流的都知道），作為政治學子，我無法將康德的“不道德”概念一下子蓋到全體熊店村、潘塘街乃至新洲區老人頭上。

事實上，社會群體忽視了或者忘卻了的，相比于城市，農村老齡化的速度和程度更高，處境更加艱難（溫鐵軍教授的很多書中都有提及）。

從網頁數據中，獲知僅熊店村留守人群有900人（65歲-人口占比60%以上）——該街道在2011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就超過45.7%——而余女士的瓜田在道路中央，附近有三個行政村，能偷瓜的老人以千計，而長期堅持偷瓜就那幾位，往多了說十數人。

畢竟年老的農民工會死在田野里、荒村中，而不是城市高樓上，不在我們眼前。

從我參與的一本《五十四種孤單——農村孤宿人群訪談》中可窺一見，此書甚至改造了一位中作協女作家（標準文藝女拳）的丁克、不婚觀念。

第三條，很多鍵盤俠跳腳直叫——娘希匹，村干部無能、派出所無能！

（自行想象凱申罵人的圖片）

那么，考慮過基層治理成本嗎？潘塘街道轄區面積63平方公里，人口3.6萬，29個行政村，五所學校，而潘塘派出所編制為5名民警和7名輔警（四類派出所）。熊店村戶籍人口1300人，有5名村干部，卻要服務分散的11個自然村組。基層組織薄弱，治理乏力，能力不足，這就是現實。

那就沒有法律了嗎？

被城市化和現代性改造的新社會群體可能無法相信，中華文明五千年真正實現“法律下鄉”且技術、手段、理念深入村戶，融入農民思想的歷史不過十幾年罷了，這才是研究共識（這可以找幾個法律學者問詢下，他們會給你很多段子）！

而這些老人可能并沒有能力完全接納，說來神奇，2018年湖北省文盲率5%，主要就在這些人群（不要取笑啊，我大山東超7%）。

那么講理，道德呢？

新聞中報道：余女士放棄了廣東的高薪工作，帶著回鄉帶動村民致富的熱情和心理（媒體塑造的人設）雇用了七八個人——沒有雇用熊店村一個村民（圖在上面）。

熊店村有1460畝耕地和20畝林地——她占用了1000畝地，她不是村里人（今天問到的情況是：她甚至不是潘塘街的，算是城區街上的吧），甚至，從這些信息中可以推測她并沒有試圖融入這個社區中。

我舉個例子，80年代的廣東，90年代江蘇、浙江，20世紀初的中部省份，都有外地資本企業家入村，從村集體中占用土地、或者租借土地進行投資建廠（后來都進工業區了）的案例。這些企業除了合同的租金外，往往還會與村民拉近關系，比如雇用當地人進廠（雖然他們手腳不干凈、態度也不妥當）、捐資修路、發福利等方式，凡是出現矛盾，村民會斷水斷電，堵路砸廠，而那會網上都是“庶民勝利啦”的高喊！（周飛舟，溫鐵軍、賀雪峰、吳毅等學者的書中多少都有案例）

事與境遷，換個更貼近的例子，把余女士換成你們公司老總，那么你抖音上發的“上班拉屎、帶薪摸魚是多么的快樂啊”的言語，在公司把手機、充電寶電量充滿，瘋狂使用廁所、空調冷氣的行為又是不是與少數老人類似呢？

人類的悲歡并不相同，道德同樣是分適用對象的。

大眾所驚詫的，則是都2022年了，還有法律和道德都管不了的地方和事情嘛？！

第四條，余女士，她很早進入城市，所具有的管理知識和交往經驗多是適用于現代化都市和成熟職場的，無法理解和適應鄉村的規則和行事邏輯。

鄉村社會和基層治理自有其獨特的行為邏輯，張靜教授在《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中引入概念將其圈定為“地方性知識”，可以理解為《白鹿原》中的鄉規民約，《金翼》和《銀翅》中的風俗禮節、面子，甚至《小鎮喧囂》中非正規技術手段都是如此。而這種邏輯和規則也在變動中，受城鎮化、工業化的影響，金錢至上、個人主義等西方觀念也沖擊著這里，最顯著的是由鄉土中國的圈層式地“熟人社會”概念轉變為“半熟人社會”和“原子化農民”。

嵌入鄉村社區失效，出現問題后溝通方式和處事誤操作，以及先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倉促、不力多多少少導致了最終局面的出現。

至于最后的女性角色和人設問題，其實這樣的家庭農場被偷被搶的案例在抖音上也不鮮見，在河南朝歌某農場，一位大叔的地瓜被偷，發現遺留了一個紫薯，只能拍段子自嘲：明年不種紫薯了，大家不喜歡”，這并沒有幾人關注！所以，不必贅言。

那么我就依據我田野工作的經驗對后續的情形適當進行一下推演，作出預測吧：

為緩解余女士的困境，在網絡輿論鄉村兩級會籌措乃至挪用資金，對瓜田基礎設施進行建設，（監控和警示牌或許就是村里出的錢）

要求附近村組干部和頭面人物巡邏執勤（補貼估計也是村子出）；

申請小農水項目、土地整治項目等諸多，會幫助申請返鄉創業資金貸款和政策貼息等，

幫助其進入政策性市場（政府采購、事業單位食堂）和擴寬市場渠道，

幫助其申報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資格和申領政策補貼（我調研過的湖北的一個村，其領導自述這個村子匯聚的各類資金超過2.3億），

甚或樹立一個“雨晴の瓜”的品牌？

甚至于，余女士想離開，地方都不愿意讓她走，免得新一輪輿論壓力襲來！

不一而足，而這些資金大都來自中央財政，或者少得可憐的鄉村資金。新洲區當地出了錢，鄉村兩級出了力，然而，剩給熊店村老人乃至新洲的只有網絡暴力和地域段子，

一如前一段的唐山。（其實我以前也這樣，我大學第一次見河南同學，脫口而出：你會偷井蓋嗎？后來接觸過了，發現他們比我忠厚老實多矣！）